中国古代终究与西方古代不同，中央政府相对强势——大部分时间段——对于地方自治的容忍度是有限的，一旦逾越出了一乡一里的范围，就必然会遭受打压。
前汉因此出现了不少的
“酷吏”，专注打压地方豪强，甚至不惜于流血漂橹。经过反复清洗，到其后期，起码在精神层面已经大一统了，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，并不存在
“知道地主不知道官吏，知道官吏不知道皇帝”，或者
“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”的情况。只是地方势力也会反弹，新起的儒学思潮与宗族势力相结合，很快就产生出了
“经学世家”这一毒瘤，就此酿成了长期的动乱和分裂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可以说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反动，在开历史的倒车。
而且在乱世之中，非世家的地方小势力也重新膨胀，利用政府权威衰退甚至是退出的机会，在中原各地建造起了大大小小的坞堡。
这些坞堡，可以说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割据政权，在无形中也把晋朝在中原残存的势力割裂得七零八碎，再无法凝聚力量以对抗胡汉国也即前赵，以及其后的后赵政权如飓风般的侵攻之势。
固然祖逖北伐的时候，很多坞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甚至于受其领导，出兵出粮为他卖命，但这与其说是坞堡主们心向故晋，还不如说是祖士稚个人魅力的号召，而与其说是他个人魅力所致，还不如说是因情因势，不得不为之举。
因为当时无论刘氏还是石氏，都在忙着稳固黄河以北的土地，河南地区处于半真空状态，祖逖恰在此时强势进入，才使得那些坞堡主们不得不暂时性地俯首帖耳。
史书上记载，当祖逖杀到河南之后，
“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，皆听两属，时遣游军伪抄之，明其未附”，彼等若真是有戎晋之别、思晋之念，又怎么会先任子质胡，继而长期维持两属的局面呢？
祖逖不能及时吞并、消灭这些坞堡，遂使得自军有若散沙，既不耐苦战，在他这个魅力无穷的领导者去世后，势力也便瞬间崩塌了。
故此裴该有了后世的经验，绝不能蹈祖逖之覆辙。尤其当他进入淮阴城之后，发现除了县城里部分富户和手工业者外，基本上所有的县民，尤其是农业户口，全都被那十一家坞堡所掌控，他这个刺史而兼县令，基本上就是个空头衔。
可想而知，这种状态倘若不加以扭转，一旦有胡骑入侵，将会有不少坞堡直接转身投胡，剩下的大概也以
“两属”作为既定方针，坐观成败。倘若是赵固、王桑之流亦兵亦匪之流还则罢了，若是石勒等有大志向的，只要一抛橄榄枝，杀戮不过甚，坞堡主们还不纷纷往投？
谁会在乎自己这个光杆刺史？！因此无论从长期维持淮南地区的安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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